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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是东亚古代教育制度有别于官学的另一种教育系统。


     “书院”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唐代文献。唐玄宗开元初年于乾元殿写四部书,置于乾元院使。开元六年(公元718年)改“乾元院使”为“丽正修书院”,执掌收集整理图书,别设于宫内,以应皇帝顾问。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又改为“集贤殿书院”。选五品以上官员称“学士”,六品以下官员称“直学士”,又有“侍读侍讲学士”等,以宰相领衔其事,称“大学士”。下设校书、正字等官员,隶属中书省,执掌撰集文章,校集经典和侍读。入选者均为“有学之士”。


       唐末至五代干戈纷扰之际,有些士大夫受佛道寺庙的影响,选择风景优美的地方,兴建精致书房,作为聚徒讲学之所,一时间出现了别具一格的“民间书院”。这种书院有一整套较为严密地教学行政组织(如,主持人称山长、山主、洞主、洞正或堂正,另有副山长、助教、书讲等教学人员),同时置办“学田”作为书院所需经费来源。


       宋元以来,由于官学衰败,私学不振,学校教育几乎沦为“科举”的附庸,无法满足学者“求学”期望。为此超然于官学与私学的书院,便愈来愈兴盛,尤其南宋期间,各地书院已达50余所。其中以“五大书院最为著名”,这五大书院分别是: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原为唐李渤兄弟隐居读书处。南唐升元中,在此设书院,以李善长为洞主,置学田,聚生徒讲学,名“白鹿国学”。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97年),政府颁发《五经》令学生诵读。南宋熙淳六年(公元1179年),南康军太守朱熹重修此院,并定院规,成为当时很有名气的书院。


 

河南嵩山“嵩阳书院”

 

 

 

建于五代周时,初名为“太室书院”。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宋太宗赵光义赐书院匾额和九经印本。宋仁宗景右二年(公元1035年)改名为“嵩阳书院”。


湖南石鼓山“石鼓书院”


 

初为唐人李宽读书处。宋仁宗景右二年(公元1035年)赐书院牌匾,南宋孝宗时又加以扩充。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原为宋初名儒戚同文的旧居。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当地人曹诚于当地旧址筑起150间院舍,藏书数千卷,捐给地方政府。政府以戚同文嫡孙戚舜真为主教,曹诚为助教,聚徒讲学,并赐院额。

 


潮南岳麓山“岳麓书院”

 

 

创立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朱洞为潭州太守。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地方政府扩大其规模,并赐院额和经书。南宋孝宗时,潭州太守朱熹仿白鹿洞书院制定院规,充实其教学内容,影响较大。

 

当时,在一些文人的倡导下,尤其是朱熹的大力提倡,书院开始兴盛起来,并明确提出书院应以讲道明理为宗旨,以讲论经籍为主课。

 

元朝初年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元世祖首次下令广设书院,民间有自愿出钱出粮赞助建学的,也立为书院。后官府多次颁发法令保护书院,并将书院视为官学,书院山长也被立为“学官”,享受朝廷俸禄。元朝将书院与理学逐步推广至北方地区,缩短了南北文化的差距,据文献记载,元朝期间新建书院296所,加上修复唐宋时期的书院,总数已达到408所,但此时的书院因受朝廷和官府严格控制,几乎没有先前的书院争鸣辩论的讲学特色。

 

明朝末年,古代书院已经发展至1200多所,特别是一些私立书院自由讲学、抨击时弊,已成为当时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最为著名的就是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东林党领袖人物顾宪成为书院题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史留至今,被传为佳话。

 

 


 

清代书院已超过2000余所,但此时书院的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已无差异,如张之洞在武昌建立的两湖书院和广州越秀书院等。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官府诏令各省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府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衙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中古古代书院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民国时期香港和台湾均有不同学校称作“书院”,但已与中国古代书院大相径庭、有所出入。

 

香港中文大学是香港唯一“书院联邦制大学”,所有学生及教职员除了有各学术学科上之学院(Faculty),同时各自隶属其中一间“书院(College)”;学院负责“学科为本”的教学,书院负责“学生为本”的教学,通识教育多由书院承担。香港中文大学由新亚书院(1949 年成立)、崇基学院(1951 年成立)、联合书院(1956 年成立)组成,其后逸夫书院于 1986 年成立。书院制是香港中文大学保留传统血脉的筋络,是秉承精神气质的标签,更是教职工和学生归属感的象征。

 

纵古论今,从书院的教育思想看,书院极其重视培养学生“为学”与“为人”并重的治学态度。书院在教学过程中,始终把德行放在第一位,在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授与传播过程中,“明人伦”(教会学生如何做人、追求完美道德、明白做人的道理)始终贯穿于其中。其次,书院采取师生互动辩论的教学模式,提倡师生间“质疑问难、平等讨论、取长补短”,倡导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学习,使其“识精而思锐,不惑于常解”,并能够根据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因材施教。

 

七方书院是由西安外事学院董事长黄藤教授与国内著名教育专家、学者共同发起并创办的“中国特色现代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孵化基地”。书院秉承中国古代书院传统办学思想,借鉴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耶鲁大学的教育理念和学校精神,以及承载这种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精神的大学文化,积极探索现代书院教育模式。以人格培养和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配合专业教育;以通识教育、个性养成、专业渗透、文化推展、交流融合、思想教育、素质拓展,生活服务为抓手,不断强化细化育人教育;协同党团、社团、校园文化、生涯规划等多种活动,进一步地推动学生自我管理。
 

七方书院依托西安外事学院,积极探索现代书院教育新模式,致力于在实践中打造西安外事学院独具特色的“学院+书院”教育的育人新模式,在空间上把传统的“课堂”教学进一步拓展到“宿舍”、“学社”、“慕课”等全程化教学;在内容上从过去的“学业”教育,扩展到“做人”教育;在管理模式上,从“教师制”、“导员制”,延展为“导师制”。真正实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学业导师”与“人生导师相结合”,从根本上做到“因材施教”。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为七方书院题联:

 

 

 “茶熏书卷气,周庠引脉七方纵览清潭处;社聚布衣言,化善施学肆迹归真系大康。” 

 

 

 

注释:

1.“茶熏书卷气”,“社聚布衣言”:均源自西安外事学院黄藤董事长创办的“七方茶社”,另有楹联:“品茶,品善,品人生;茶品,善品,生人品。”

2.“周庠”:周代地方所设的学校。《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初学记》卷二十一引南朝•梁•刘孝绰《谢为东宫奉经启》:“皇太子四术夙知,三善非学,犹复旁求儒雅,应物稽疑。业光夏校,德茂周庠。

3.“清潭”:《庄子•则阳》:“夫子何不谭我于王。”“谭”,通“谈”,前有菜根谭之辙,欣欣然取之,再加“清”一字,企望清静无为,清心可口,深浅咸宜,永续发展。清谭并不一定误国,却可祛除浮躁。(董圣足释)

4.“布衣”:《荀子•大略》:“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以状吾等名分,举目皆无贵胄富传,众必坚持不懈,修身养性为本,齐家足以,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恐不能侈谈治平矣。(董圣足释)

5. “肆迹”:放开脚步。谓到处游览。清•黄鷟来《题毛闇斋采芝图》诗:“肆迹敛文藻,委怀在长年;安得筇竹杖,相从住云端。”

6.“归真”:还其本来的状态。汉•班固 《东都赋》:“遂令海内弃末而反本,背伪而归真。” 南朝•梁•谢镇之《重与顾道士书》:“灭俗归真,必反其俗。” 唐• 刘长卿 《故女道士婉仪太原郭氏挽歌词》:“作范宫闱睦,归真道艺超。”

7.“大康”:“小康”源自《小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其小康之意,即“百姓辛苦,应休养生息,享受安康,既造福中国民众,也有益天下太平。”小康已筑基,后遂有大康。引《唐风•蟋蟀》:“毋已大康,职思其居;…毋已大康,职思其外;…毋已大康,职思其忧”。其大康之意,该系既珍惜当下平定生活,又秉持居安思危精神。故 “大康”者,立之魂,思之基,取心气平和、前瞻远望、出神入化之意。(董圣足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