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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丰:高等教育体系与精英阶层再生产——基于12所高校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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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2013年的调查数据,以精英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不同等级高校大学生在家庭背景、政治身份和就业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并从高等教育体系与精英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入手加以解释。本文认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高等院校出现分化,以“985”高校为代表的重点大学承担了精英教育和精英再生产的功能。高校扩招实际上改变了高等教育体系与精英阶层再生产的关系,进而可能转变中国未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马丁·特罗(Trow,1972;1973)对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划分,同龄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低于15%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在15%-50%属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属于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20-24岁人口中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超过25%,25-29岁人口中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比例超过20%。可见,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高校扩招迅速地将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推向大众化阶段。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不仅仅是其社会功能从塑造社会精英向提高普通大众对社会变化的适应能力的转变,而且是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被普遍接受,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和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不平等走向公平(谢作栩,2001)。但中国在高考扩招之后,非但没有出现人们普遍感觉高等教育的公平性提高了,反而是越来越多的人感觉高等教育不公平程度在阶层间、地区间不断加深(李春玲,2010;钟云华、沈红,2009;陈廷柱,2004)。为什么高考扩招应该带来的公平效应反而使人们感觉高等教育变得更加不平等?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造成人们感觉高等教育变得更加不平等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可能是高等教育的制度设计问题,如招生制度不利于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也有可能是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的原因,如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教师等。但无论是何种原因,高等教育不平等最直接、最重要的结果能够体现在高等教育的接受者——大学生群体上。通过对大学生群体的分析,可以最为直观地了解高等教育不平等的实际状况及其原因。本文试图结合精英主义理论,反思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变革,并使用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当代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调查项目”的调查数据分析高等教育体系与精英阶层再生产的关系。

 

二、文献梳理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体系和高等教育政策变革对社会结构转变的影响是空前的,被看作一场“无声的革命”(梁晨、李中清,2012)。高等教育给了出身于下层家庭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带动社会流动,从而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

 

在高考扩招之前,中国高等教育一直具有强烈的计划体制色彩,以为国家直接提供合格的精英人才为目标,国家“包产包销”、给予干部身份和城市户口的优待。习惯上1999年被视为中国高校扩招元年。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扩招。随后,原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与教育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决定当年扩招人数从年初的23万人基础上,再增加33.7万人,当年招生总人数超过150万人,增幅超过40%。

 

从高校扩招的影响来看,必须承认其公平效应。高校扩招在很短的时间内提高了升学率,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从高考录取率的数据来看,从1977年恢复高考时不足5%,1998年(扩招前一年)只有34%,1999年暴涨至56%,2012年已经接近75%。高校扩招让更多的学生和家庭圆梦,尤其是对农村的孩子而言,高考更是跳出农门的最佳选择。尽管,国家不再负担学生学费,不再给予干部身份,也不再通过计划指令来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高校扩招仍然成为当时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政策之一。

 

高校扩招最难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保障大学的教育质量,另一个是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对于后一个问题,国家采取了就业“双向选择”的市场化路径来解决。但对前一个需要在高等教育体系内部解决的问题,则需通过新的制度设计来解决。特别是如何保证高等教育体系在扩招之后能继续承担精英教育职能?实际上,几乎是在高校扩招的同时,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对高校的等级进行重新划分。

 

在“九五”的第一年——1995年,国务院批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下发,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立项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工程——“211工程”正式启动。“211工程”的目标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可是,重点建设“211”高校造成的后果是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与“211工程”高校之间的经费差距不断拉大。在“211工程”实施之后,重点大学经费(总额和平均)与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的差距持续拉大。政策和资源的倾斜使得“211高校”在资源分配上“脱颖而出”。

 

“211工程”提出重点建设100所高校显然比其高校更带有精英教育的色彩,而带有更明显精英教育色彩的是“985工程”。 与“211工程”不同,入选“985工程”的高校数量是相对较少的,而且是带有传统、基础很好的高校。 “985工程”提出的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和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因此,“985工程”在高校筛选环节更为严格,同样在资源分配上也占据了更加明显的优势。在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继续实施“985工程”和继续实施“211工程”。

 

由此可以看出,现阶段,虽然高等教育体系迅速从精英教育阶段过渡到大众化阶段,实际上却是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两轮并驱”的模式,“985”和“211”大学承担的精英教育与其他高校承担的大众化高等教育是并存的。

 

但是,不能忽略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差距拉大,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既得利益者经过长期累积,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固的精英阶层,精英阶层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利用“两轮并驱”的高等教育体系来实现精英的代际传递。有研究表明,在高考扩招之后,中国高等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更加严重(李春玲,2010),这一点在“985”和“211”大学更为明显。这说明,在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两轮并驱”的模式下,高等教育体系除了给予人们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带来的公平效应之外,也可能通过国家主导精英化高等教育模式实现社会精英的再生产,从而导致不平等的社会效应。本文就是从高校大学生入手,分析高校扩招之后不同类型高校之间大学生群体的差异,结合理论来解释高等教育体系潜藏着不平等的社会效应。

 

三、研究框架和研究假设

 

(一)研究框架

 

本研究的基本研究框架是结合精英理论,从不同等级高校学生之间的差异和分化入手,研究高等教育和社会精英再生产之间的联系,着眼于高等教育的全过程(包括生源录取、在校培养和毕业就业),试图解答高等教育体系与社会精英再生产之间的关系。

 

高等教育体系分级的现实能够给占据优势地位的社会阶层实现经济社会地位代际传递的机会,占据优势的社会阶层自然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获得良好的精英教育,那么高等教育体系成为阶层优势代际传递和精英再生产过程中重要的一环,这些能够在高等教育体系的选拔环节(招生)、培养环节(入党)和发展环节(就业)显现出来。比如,进入重点大学接受精英教育的学生生源可能出现了不利于中下阶层家庭子女的倾向;在高等教育的过程中,重点大学的学生能有更多的机会获得精英的政治身份(党员);重点大学毕业生的初职收入和初职岗位要优于其他院校,获得具有优势的职业等。从而,通过分级的高等教育体系,选拔、培养和发展各个环节实现了精英再生产的全过程。

 

(二)研究假设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意味着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增大。但从既有的研究来看,高等教育大众化并没有带来理想的公平效应,反而出现了重点大学农村生源减少等令人诟病的教育不平等现象(李春玲,2014b)。其原因在于高等教育体系在大众化的同时有选择地加强了精英化的高校,而进入这些精英高校的机会是不平等的。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家庭背景对能否进入重点大学有显著影响,家庭背景好进入重点大学的可能性更大。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社会精英的形成路径开始多元化,即便是政治精英,背后也越来越强调专业背景,但对精英的政治性要求并没有减弱。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时间和党务经历(周雪光、图玛、摩恩,2002)对政治精英晋升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变量。尤其是在近年来出现的“公务员热”的影响下,大学生入党的要求是很积极的,能否成为党员对今后职业发展有重要影响。据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重点大学的学生被培养成为政治精英(党员)的可能性更大。

 

布迪厄(2004)认为“很大程度上,教育体制正是通过它在个人或者集体雇用交易中扮演的决定性角色直接促进着社会类别的再生产”,也就是说,大学生完成学业之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也是精英再生产的重要一环。据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重点大学的学生能够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包括进入公有制单位和获得更好的收入水平。

 

四、主要发现

 

(一)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子女进入精英大学的几率较低

 

从调查结果中,我们发现大学等级越高,农村户籍的学生比例就越低。重点大学上大学前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为42.50%,普通大学比例为50.10%,高职院校为62.51%,呈现依次升高的特点。

 

造成农村学生进入精英大学几率低的决定性因素除了城乡差异外,还有家庭背景的影响。本次调查中也确实发现不同等级高校的学生在其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方面存在差异。

 

综合分析结果,在看似统一、公平的高考制度下,中国精英大学的学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子女进入精英大学的可能性明显要低。虽然其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于高考制度,但如此一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显然会沿着有利于精英再生产的路径前行。

 

(二)精英大学学生获取共同阶级身份的可能性更大

 

米尔斯认为精英大学在实现对既有精英群体代际传承的同时,还需要同化新生精英群体,甚至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中国在国家主导的高等教育体系中,通过发展党员、给予共同的政治身份的方式,培养具有共同阶级意识甚至阶级身份的群体,显然是既有精英再生产和同化新精英群体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本文所关注的是,精英大学是否比非精英大学有更多机会获得共同的阶级身份。

 

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的提交过入党申请书的学生的比例均超过了一半,分别为51.86%、62.90%和58.69%。调查结果也反映了学生对入党态度的差异。在重点大学读书的学生因为能够拿到在市场上最有竞争力的文凭,自身的优势让他们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们还可以选择走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的道路。因而,他们对成为政治精英出现一些观望的态度,这就造成了重点大学提交入党申请书的比例反而是最低的。普通大学的大学生没有文凭上的优势,却可以参加公务员考试、考研究生,又保持着成为政治精英的可能。因而他们对入党的态度是最积极的。高职院校主要目的是为社会培养应用型的技术性人才,且大部分高职学生拿到的学历是不符合当前公务员考试要求的。加之高职院校的学制短,常规的考察入党流程可能导致很多积极分子无法入党。但高职院校的学校小、人数少、组织能力强,反而更容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因而高职院校学生提交入党申请书比例高与他们的积极组织是分不开的。

 

最近30年高校大学生党员比例的变化说明,高校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还承担着培养政治精英的功能。而本次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不同等级高校对政治精英培养并非是同等待遇的,重点大学党员的比例明显高于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重点大学中共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比例分别为19.64%和10.00%,普通大学中共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比例分别为15.46%和10.28%,高职院校中共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比例分别为3.70%和8.48%。总体上呈现出学校等级越高,党员比例越大的特点。

 

在国家主导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对政治精英的培养是带有选择性的,更倾向于培养和同化精英大学的学生,从而可能形成从经济精英、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中择优选择政治精英的局面。因此,重点大学尽管提交入党申请书的比例是最低的,但党员比例却是最高的。如果这一状况持续下去,中国未来政治精英的形成模式更有可能是从经济精英、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中同化一部分,从而形成政治精英与其他精英相互重叠的模式。

 

(三)精英学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和初职收入优势明显

 

就业对于高等教育这个精英再生产的场域而言,无疑是一个出口,拿到名牌大学的文凭,也就能够顺理成章地进入职场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本次调查结合网络调查和电话调查得出以下结果:重点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率为80.5%,失业率为19.5%;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率为77.7%,失业率22.3%;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为91.9%,失业率为8.1%(李春玲,2014a)。如果只从就业率来看,高职院校的就业率占有优势,重点大学次之,最差的是普通大学。

 

但是如果论就业质量,特别在待遇和福利较好的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的就业比例看,调查结果显示,重点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单位选择上占据了明显优势,进入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就业的比例分别为9.20%和32.52%,普通大学的比例为5.41%和20.95%,高职院校的比例为0.92%和11.06%。而对进入相对不利的私营企业的比例来看,高职院校毕业生的比例高达61.29%,是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的2倍。

 

除了单位类型之外,职业收入也是衡量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调查数据分析表明,重点大学毕业生在收入上具有一定的优势。重点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为4739.9元,收入中位数为3500.0元;普通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3491.5元,收入中位数为3000.0元,高职院校毕业生平均收入为2232.5元,收入中位数为2000.0元。通过t检验,能够看到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初职收入显著高于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因而假设3也是成立的。

 

此外,从就业满意度来看,重点大学毕业生表示对初职就业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分别为14.72%和71.17%,普通大学毕业生表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分别为8.11%和64.19%,高职院校毕业生表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分别为8.76%和55.76%。可见,重点大学毕业生对初职的满意度最高,也反映出他们在就业质量上的优势。

 

因此,就业情况反映出重点大学的就业优势,他们培养的学生能够在就业市场上占据优质的工作岗位,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从精英再生产的角度来看,精英大学是精英再生产的机构,而这些社会精英在毕业后理所当然地要占据有利的竞争岗位,必然会出现就业层次上的分化。本次调查验证了这一观点,重点大学培养毕业生距离当前社会中公认的精英职位距离更近,有更多的机会成为未来的社会精英。而高职院校的学生虽然有较高的就业率,但是他们大多数进入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民营企业,在单位类型和收入水平上与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有明显的差距。

 

五、中国精英再生产的讨论

 

随着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的转变和社会精英构成的变化,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虽看似熟悉,却是一个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而又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群体”,对这一“新群体”的关注,特别是对90后大学生如何选拔、培养和再生产出新的社会精英群体进行追踪研究,对把握未来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改变,以及社会精英再生产有重要帮助。

 

回顾以往中国社会精英的研究大多是从结果看过程,根据当前社会事实来收集既存的静态数据作为分析的出发点,通过虚拟假设来推断社会精英的动态演进过程。2013年是“当代中国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实施的第一年,本次调查尚且无法发挥追踪调查的优势,目前本文重点分析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在选择环节、培养环节和发展环节表现出来的精英再生产的印记,有些论断在后续调查中将进一步研究。

 

高考扩招之前,中国的高等教育被视为社会流动的重要路径,而百里挑一的高考制度决定了只有天赋极好的少数人才能冲过高考独木桥,走向成为社会精英的道路。最重要的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精英阶段与西方社会不同,西方社会高等教育在精英教育阶段是作为少数出身名门望族的特权,而中国的高等教育早期招募精英的过程是在没有一个庞大的社会特权阶层的前提下实行的,故而一直是工人、农民的子弟向上流动的阶梯,正因为如此,高考制度被称为中国最公平的社会制度。

 

高考扩招增加适龄人口考上大学的概率,增加了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也导致了大学生从天之骄子跌落人间。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已经积累了较为稳固的精英阶层前提下,大学文凭不再是成为社会精英的通行证。在此种情况下,精英教育功能转而通过对高校划分等级,扶植“985”、“211”大学来实现,这与西方社会传统精英大学精英再生产的路径是一致的。

 

就目前来看,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985”高校发挥了类似于西方社会精英大学的作用。本次调查显示,农村家庭子女和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子女进入高等级大学的可能性明显较低,这就意味着当前的高等教育体系从入学招生环节就出现了有利于中上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分化。以入党为代表的政治身份培养环节也出现了同样有利于精英再生产的特点。精英再生产还体现在发展环节,精英大学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能够找到具有优势的职位和良好收入水平的工作,而普通大学就业率偏低,高职院校虽然就业率高,但就业质量明显较差。至此,可以简单地勾勒出高等教育体系在社会精英再生产系统中位置,重点大学确确实实发挥精英再生产的作用。以“985”高校为代表的重点大学在精英再生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发挥着区分的作用,把中下阶层家庭的子女排斥在外;另一方面又发挥着区隔的作用,让中上阶层家庭子女拿着精英大学的文凭在就业市场上获得较好的工作机会。

 

但需要注意的是,与高考扩招之前相比,中国的高考制度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中上社会阶层的家庭子女在进入精英大学上的优势也有可能是因为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率下降。一些出身于中上阶层家庭大学生毕业之后依仗家庭的关系能够找到好工作,而没有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却出现了就业难、就业质量不高的状况。对中下阶层家庭的子女而言,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投资回报率就更低了,这导致了一些具有进入精英大学潜质的中低阶层家庭子女放弃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如果这种现象普遍存在的话,高考扩招带来的最严重问题是打破了原有的社会流动路径,打消了中下阶层向上流动的信念,从而固化了社会阶层的分隔。

 

高等教育在精英教育阶段时,主要任务是为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培养接班人,重点在于塑造作为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所具备的能力和性格。高等教育进入大众阶段之后,其服务的对象不局限于上层阶级,主要任务是为社会广泛地提供经济精英、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重点在于塑造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精英大学与一般高校相比,他们的优势不仅仅在一纸文凭上,在学生的培养环节也有一定的优势。因此,高等教育分化也改变了中国政治精英的选拔模式,当前的政治精英更有可能从精英大学中培养。同时,大学分化既改变了社会流动模式,也改变了未来的社会结构。比如农村家庭的子女在高职院校比例最高,他们不再重复上一代农家子弟通过上大学实现直接向社会精英阶层的跨越,而可能是在社会结构中形成一个职业技术阶层,间接地向社会精英阶层过渡。当然,这些推论还需要更加长期的观察研究来加以证实。

 

本研究是一项针对当代大学生群体的追踪调查研究,在研究中必须意识到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过渡到大众教育阶段,高等教育体系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变化关系。当前高等教育体系不再是贯彻精英教育的思路,在放宽了入学要求的同时也降低了培养精英的“成才率”,职业技能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社会不应该纠结于诸如“文凭贬值”、大学生就业难等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必然结果,而应该重点关注高等教育体系分化后如何保证精英教育的机会均等,尤其是如何调整国家政策和制度,让处于劣势的社会阶层和弱势群体获得更多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从而形成合理的社会流动。

 

原文发表于《社会发展研究》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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