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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阿伯特北大演讲: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何以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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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0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北大文研院是以人文与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为主、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并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的学术平台,由历史学家邓小南教授出任首任院长。揭牌仪式后,文研院特别邀请芝加哥大学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教授、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发表主题演讲。目前受北大“大学堂”讲学计划之邀在京访问的阿伯特,是久负盛名的芝大社会学派理论领域的领军人物。在这篇题为“学术作为理念和学术作为日常工作”的演讲中,阿伯特教授回顾了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和跨学科研究密切相关的核心建制(学部制、核心课和文明课体系、委员会等),并从学术研究和教育这两项核心使命的高度检讨了上述深具芝大特色的体制的创设背景,以及发展的得失。树立深刻的学术理想,坚持育才,珍惜那些认同大学理想的核心师资,在阿伯特教授看来是芝大社会科学长盛的基础。阿伯特教授的演讲为北大文研院乃至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定位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镜鉴。以下内容为阿伯特教授演讲的摘译。


芝加哥大学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教授

 

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建立类似文研院的机构,很可能是是因为学者们担心,如果只是和自己学科中的同道打交道,思想会慢慢变得狭窄。这个担心或多或少体现了我们对学术工作的两种认识,从时间的角度看,两种认识一长一短。学术工作会有深远的影响和成就,而最“长期”的影响莫过于它拥有一种深入学者心中的观念的力量。与此同时,学术工作也是一个很“短期”的工作,最短的工作,莫过于它在学者手中每日每时的劳作形态,也就是学术工作的日常形态。

新的学术机构的建立,正如学派的诞生一样,实则和学术的长短方面都息息相关-在学人的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所体现的学术工作,以及在观念中呈现的学术工作。对后者,我们有很多对学术群体和学术组织的制度分析和历史叙述,但对前者,我们着墨不多。在文研院成立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或长或短的时间轴上去想象它,但我们要理解的是,学术工作的长与短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要和在座学者们分享的第一个看法是,所谓的日常工作,影响却是长远的(long-run matters)。

 

我还是从我自己最熟悉的学术环境,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院系,来向各位同行们阐释我理解的“长”与“短”的学术工作之间是什么关系。简而言之,自芝加哥大学在1892年成立以来,芝大的社会科学可以说相当稳定地维持了出色的研究水准。这种稳定性在其他伟大的美国大学的社会科学中并不常见,坦率地说在芝大的其他学科中(比如芝大的英语文学研究,音乐学研究等等)也不常见。这种稳定性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这个简短的讲座里面,我将和各位聊聊在我看来-在美国之内-为芝大仅有的一些学术结构。我个人觉得文研院的宗旨和芝大的许多学术追求有共通之处,我也希望对这些芝大特色的学术结构的介绍能对文研院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


 

芝大社会科学的长盛,和所谓的芝加哥学派的成长密切相关。我们熟悉的芝加哥学派主要是社会学和经济学,但政治学的芝加哥学派(在20世纪的前半期,这个学派与定量化的学术倾向绑定)和人类学的芝加哥学派事实上(兴起于1960年代从结构分析到文化人类学的转向中)也发挥了作用。学派包含的是对学术工作的特定的理念,学派的兴盛因此是学术工作在较长时段上的成功。

当然,学术也在于育人,从这个角度上看,许多芝大这个级别的大学的社会科学系持续地依靠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博士毕业生,我以为,这是芝大社会科学的成功。

但芝大社会科学的成功还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没有上述二者那么明显:芝大的社会科学即使是在芝大周围的社区环境变差,甚至变得危险的时候,也没有大量流失它最出色的学者,这些执着于芝大学术理想的学者,是芝大的核心。他们留在芝大,是芝大的成功。


 

我认为上述几个特征至少从1920年代开始持续至今。要解释这些代表芝大社会科学成功的特征,当然有不少显而易见的结构要素,比如芝大曾经是财力雄厚的美国大学;比如直到二战,芝大和密西根大学是中西部仅有的两所真正的一流大学,等等。

 

不过,比上述结构因素更长久一点的影响,来自于芝大拥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这样第一流的学术出版机构,芝大出版社在20世纪中叶几乎超越了所有美国同级别大学的出版社,芝大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通过芝大出版社的出版物,无论是专著还是一流的学术期刊,相当有力地推进了自己的学术声望。

另一个让芝大社会科学在长时段上获益(但未必短期获益)的因素是,芝大社会科学在1930到1950之间,并没有大量吸收从欧洲(移民或流亡)来的学者。比起如哈佛经济学这样吸收了颇多显赫的欧洲学者的科系,芝大只有政治学勉强算是(因为德裔学者Leo Strauss和Hans Morgenthau的加盟)。

 

不过,我们今天聚会的原因是文研院,所以我要从上面的讨论中转向今天的主角。这样,问题就变成,芝大在创建和运用类似文研院这样的机构上,有什么独到的经验呢?



 

跨院系分工的社科楼,使芝大学者的日常工作无法回避跨学科


 

芝大在学术结构上的第一个创举是他的学部制度(divisional form)。芝加哥大学是第一个将所谓的“艺术与科学”师资(Art and Science faculty)分别并入不同学部的大学。这个决定来自于芝大历史上最传奇的校长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他在成为芝大第五任校长的时候只有29岁)。1929年的秋天,芝大在成立社会科学学部的同时,建起了社会科学研究楼(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uilding),社会学系,历史系和经济系今天还在那里。

将不同的社会科学院系放在一个社科楼里面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显而易见的考虑是,大学希望不同的院系多了解彼此。虽然当时的专业化并不深。我们要知道,最初这个楼分配办公室的时候,并不是以系为单位进行的。为了这次讲座,我特意从芝大的历史档案里面调出了从1930年到现在的办公室分配记录,我还没有完整地掌握这八十多年的分布,不过有些初步的发现。

 

早在1930年,这座楼里面没有哪一层楼有超过一半的办公室是仅被某一个院系的教师占据的。比如,当时成立仅一年的人类学系就在二楼,五位人类学家和三位经济学家,一位政治学家和一位社会工作教授在一起。如果说楼层的空间在学术的意义上有什么集中分布的化,那么可以说是方法论。1930年代是统计学上的Neyman-Pearsonian突破时代,所以在四楼的经济学家和在芝大社会学系做定量工作的菲尔丁·奥格本(Feilding Ogburn,中国社会学家陈达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的导师),以及定量政治学者哈罗德·格斯纳尔(Harold Gosnell)应该有很多共同语言。五楼的格局与此相反,芝大当时最重要的经济史学者约翰·内夫(Jonn Nef,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的助手,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创始者之一)和通史学者哥特沙克(Gottschalk),以及芝大经济学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者,弗兰卡·奈特(Frank Knight)都在那里。

1930年,就在这座高五层的楼里面诞生了四本重要的学术期刊,这四本期刊从那时至今都是所在领域最重要的期刊:《美国社会学杂志》,《政治经济学杂志》,《现代史杂志》和《社会服务评论》。

 

这座五层高的社会科学楼,和芝大当时最重要的图书馆,Harper图书馆(以芝大第一任校长William Harper命名)比邻而建。在阅读对研究极端重要的上世纪中叶,我需要强调芝大这一政策的重要性。芝大是在1910年建成这一图书馆的,只比它晚四年的著名的哈佛大学Widener图书馆却走上了另一个模式,它将院系图书集中在一处,然后将这个大图书馆与院系截然分开。Widener图书馆建成后的二十年,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学的中心图书馆都沿袭了Widener图书馆的模式。

但是芝大不是,芝大的图书馆和社会科学院系以及人文学院系就是邻居。图书馆的社科读书室和人文阅读室就在社科楼的三楼旁边,芝大的教师和学生根本不用出自己院系的楼门,从楼内就能走到图书馆去读书。1969年芝大兴建的中心馆虽然和社科楼仅有两个街区的距离,但这个庞大的中心馆建立了大约240个教师的研究办公室,以确保芝大的教师能够很直接地把所需的馆藏资料拿到手边工作。

 

1920年到1970年,社科楼里面住着历史系,政治系,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资深教授几乎在这段时间内都在这座楼里面。我手里有1959年所有办公室的分配记录,即使到了这一年,也只有一层楼的办公室超过一半被一个系的教师使用(经济学教授占据了一层的四分之三的办公室)。在这一年,有9本学术期刊的办公室就设在社科楼里面,而Harper图书馆仍然和社科楼比邻而居。在这一年,社科楼里面的茶歇室(tea room)仍然提供咖啡和茶点。所谓的跨学科,在芝大是日常工作不能回避的一部分,是在楼里工作的学者的生活。奠定芝大传统的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都诞生在这座充满了学者们高声争论的楼里面,他们喝着劣质的红茶,吃着发腻的甜点,但对1971年初来这座楼读博士的我来说,这座楼充满了吸引力,比起我在哈佛读本科的那座高大但被严密的院系分工有效切割的William James楼,这座楼好多了。

核心课和文明课体系,成为推动芝大跨学科研究的两个引擎

 

芝大的本科生核心课从1930年至今名字变更了几次,但是基本的设置不变:这些基础课是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一部分,它们设置的前提不是专业学术教育的需要,来自各院系的教师来讲课,辅之以小型的讨论班。

这个核心课程里面的社会科学序列包括三门课,除了经济学系,所有的社会科学系都通常有3到4名常年在核心课序列中任教的教师。自1960年,本科生院不再独立设师资之后,学部对核心课教学的意义尤为重要。到1990年代我本人担任本科社科部长(这是一个负责学部和本科生院沟通的职务,接受本科生院长和学部部长的双重领导)的时候,毫无疑问,芝大的社科核心课程仍然保持了通识教育的色彩,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以阅读经典著作为内容: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弗洛伊德,卢梭,黑格尔等等。自1950年代中期开始,在许多社科学者的努力下,芝大创建了(西方文明之外的)“文明课程”体系(civilization course)-最初包括印度,中国和伊斯兰文明课程。

 

显而易见,这些核心课在很大程度上让那些永恒的人类文明的核心问题不断地在芝大社科学者的思考中出现。

但坦率地说,在核心课的教学多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学者们自己的学术研究,我没有清楚的答案。我本人的导师Janowitz想把在本科生教学里面获得的那种兴奋带到对研究生的教学里面,但他的办法是让研究生把芝加哥学派的著作当做经典去阅读。热爱核心课教学的教授当然会不满那些过于专业化的学问,还会讽刺那些专业性太强的学者对伟大的西方哲学传统知之甚少。

 

我要补充的是,自上世纪中叶开始的建设文明课程的动力的确让芝大的学术研究视野扩展到了狭义的西方之外。1960年算得上是这方面的一个分水岭,以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全球史研究专家),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世界史及伊斯兰史研究专家),哈里尔·伊纳尔哲克(Halil Inalcik,奥斯曼土耳其研究专家),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非裔美国史学家)和何炳棣先生为代表的若干学者推动芝大历史系成为一个致力于世界历史,而不是美国史研究的大系。核心课和文明课体系,成为推动芝大跨学科研究的两个引擎。



 

曾经辉煌一时的委员会制度


委员会(committees)在芝大只授少量博士学位。芝大的社会科学有两个这样的委员会,分别成立于1930和1940年代:人类发展之比较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human development)和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of social thought) 。曾经显赫一时的“新兴国家比较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f comparative study of new nations)在1970年代消失了。人类发展之比较研究委员会见证了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和米德代表的文化与人格研究学派,但是,在没有一个像上世纪中叶的弗洛伊德心理学那样强劲的心理学纲领的情况下,这个委员会已经失去了其早期的活力。

 

思想委员会相比之下要重要得多。三位创始人都不满在1940年代时充斥学术工作的无视文明视野的过度专业化。但三人都是本领域内第一流的学者:人类学家Redfield, 经济学家Knight和经济史家Nef。但思想委员会目前失去了它在成立之初的二十年的那种紧密的结构以及对芝大的学者群体的那种深刻的影响力。它仍然有很多资深的一流学者坐镇,但是这些学者只能将一部分研究时间放在这个委员会。

我们从短命的新兴国家比较研究委员会身上能看到一些所谓跨学科机构的问题。这个机构成立的时候,最年长的创始人是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时年49岁),最年轻的是只有33岁,刚从伯克利加州大学来芝大的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s)。这个委员会每周聚会一次,定时请校外学者来讲座,获得了惊人的资助,没有任何教学任务。它催生了了不起的学术工作,比如格尔茨的学术生涯,但是自身很快衰落了。

 

成功的机构设置把学者们喝咖啡和吃甜点的状态放在心上


 

从社科楼在芝大历史中的历程,我想做如下的总结:在最“短”的学术工作,也就是日常的工作中,社科楼的跨学科设置是巨大的成功,因为它给了学者基本的研究的兴奋。在比日常工作稍长的时间尺度上,社科楼见证了如思想委员会这样的独一无二的芝大产物的早期辉煌,这种辉煌的取得是在思想委员会是所有社科学者的思想家园的时候取得的。在最长时段的角度上,也就是芝加哥学派成长的尺度上。我认为这些学派会因为跨学科的接触而茁壮,但它们只会作为学科意义上的思想流派而留存。

从芝大的核心课的历史中,我的观点如下,毫无疑问,核心课作为教育项目是巨大的成功,也无疑给学者带来了学术上的激励。人类学和区域研究学者从核心课程中收获巨大。芝大人类学的课程体系很大程度上就是本科核心课的继续。但从核心课教育中获得最大学术动力的或许不是最执着于核心课教育的学者,而是那些在博士生阶段就加入本科生教学的年轻学者。是这些未来的学者用核心课的教育拓展了自己的研究,而且将芝大的教育传统带到了其他大学,传到了下一代的学者当中。长期来看,核心课与专业性的知识生产的张力是很明显的。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都是从哪些最不热衷于核心课教育的学者手中产生的。

 

从跨学科的只培养研究生的委员会的历史来看,以思想委员会为例,它们培育了新的学者,那些能用多种的学科方法,但专注于特定文本和问题的学者。在日常工作的层面,社会思想委员会总是充满了生机,在那里读书的博士生尤其如此。但是在更长的两个时间维度上,思想委员会并没有这种长期的活力。它对经典文本阅读的强调在哈耶克时代结束之后,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在最长期的时间上,思想委员会没有成为新的芝加哥学派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毕业生很难在和芝大同级别的大学占据重要的位置。

从芝加哥学派的例子上,我们看到,自30年代起,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派并不缺乏典型的学术领袖,那种能将重要的学术成就和非凡的指导学生成长的能力结合在一起的好学者。更重要的是,学派的成功一定建立在不间断地思考和人类文明有关的大问题的基础上,社会学和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思考,那些对学者的日常工作有明显影响的设置,比如说社科楼在芝大的作用,是如何影响一个学科去培养那些将学者和导师的素质合而为一的学术领导者。所有取得了成功的芝加哥学派,都是因为它有伟大的理想和能培养出执着于这些理想的年轻学者。

最成功的的制度和机构设置,在芝大历史上是那些将学科与学科拉近,但别让他们过于密切的制度,是那些能对学科安于现状发起挑战但同时又能真正给予它们支持的设置。这些制度和设置都不求大。我们的学科建设最终不能无视学者的日常工作的状态,你要把学者们在喝咖啡和吃甜点的状态放在心里。因为最终是教学和研究中的日常状态带来了最长久的学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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