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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率先创建世界一流教育——访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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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理解“一市两校”改革试点?

 

记者:“一市两校”改革被喻为“教育自贸区”,上海是怎样理解这一改革任务?当时怎样设计改革的目标?

 

翁铁慧:首先,“一市两校”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是体现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教育涉及千家万户,千秋万代,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中,教育起着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党和国家把教育综合改革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教育部把教育综合改革作为促进教育公平和质量提升、尽早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举措。上海市委、市政府特别重视。韩正书记多次强调要把教育综合改革作为上海接受国家改革试点任务抓实抓好。杨雄市长在今年年初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了较大的篇幅进行了重点部署。

 

第二,“一市两校”的教育综合改革,是推进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和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大尝试。此次综改更注重政府在治理教育的过程中的角色转变和能力提升。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方案涉及10个方面、52条改革举措,其中比较多的内容篇幅都涉及政府职能转变。

 

第三,改革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教育部对上海的信任和期望。北大、清华,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一阵营,现在也是列入世界的一流大学行列。一地,就是上海。国家对上海教育寄予厚望,上海教育综合改革是系统性、综合性的,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涉及方方面面。国家对上海寄予厚望,要求上海当好全国教育改革的探路者、示范者、引领者。

 

从上海的基础条件来讲,我们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社会发展的水平也在全国前列。市委、市政府一向对教育高度重视。上海历代教育人都致力于教育改革和发展。承接前人很多的改革发展的遗产,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另外,上海总体来讲,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教育、城乡一体化的程度比较高。

 

怎样设计这个改革的目标?我们力争到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开放有序、高效公平的现代教育的治理体系。在这个基础上,经过若干年再持续不断努力,能够争取率先创建世界一流教育。

 

围绕这个改革目标,我们要做的是三大制度体系。

 

第一,育人的制度体系。以遵循教育规律、回归育人的本原为重点,努力形成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育人体系。这是我们所有教育改革、综合改革的举措都要聚焦的,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全面、自由地发展,让他们这种发展的优势,在他终身都能够体现。希望孩子在我们教育系统的时候,为他们终身发展打好基础。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转变政府职能,努力形成科学分离而又有机结合的“管办评”制度体系,实际上就是教育的治理体系。管、办、评是科学分离的,职责分离,又有机结合。在各个环节上面,我们要形成科学的机制。

 

第三,努力形成教育、经济、社会发展合作共赢的协同联动的制度体系。我们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教育办教育。实际上,教育改革向深水区挺进的过程中,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教育系统的概念,它一定是一个协同联动的制度体系,必须要加强资源共享,促进融合互补。


 

哪些是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

 

记者:教育综合改革是深水区的改革,要破解难题,释放改革红利,上海怎样分析改变所面临的难题?哪些是改革设计过程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翁铁慧:面临的难题确实不少,事实上有宏观的,有教育内部的,有历史文化根源方面的问题,也有现代社会环境所产生的。

 

随着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有很多问题都是交织在一起的,要去改一个方面,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没有系统性支撑,要去改变一件事儿就会十分困难。况且教育工作是培养人,教育人是最难的事情,必须要有综合性的改革作为支撑。所以,我们提出要从单项的改革转化为综合性的改革,从增量的改革推进到存量的改革,从表层的改革深化到深层的改革。单项转变成综合很好理解。关于增量推进到存量,我们觉得教育改革如果仅仅靠增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撬动存量,这就会撬动很多的利益,但不做不行。从表层的改革深化到深层,就是要求改革要深入到体制机制当中去。所有这些都要求改革要有深度,要促进一些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利益分配和行为惯性的转变。

 

另外,教育综合改革还必须要有问题导向,虽然上海教育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问题也还有不少。比如说,在政府的教育治理方面,政府在管理教育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错位、越位、缺位现象,学校办学活力不足、定位不清。政府“放权不够”与学校“用权不好”并存。

 

再比如说,我们各级各类教育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育人之本在一定程度上被“育分”之实所冲击,德育和智育“两张皮”现象严重,学生身心健康和创新实践能力不容乐观。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能力还较为薄弱,对产业支撑不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尤其是本科教学质量亟待提升。这里面有结构的问题,也有培养模式的问题。不管是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应用型人才比例相对少。培养模式基本都沿用学术性人才培养的模式。

 

此外,教育综合保障方面也有不少问题,比如存在我们改革的动力逐级递减的现象。如果改革的思想不能贯穿到课堂当中去,不能贯穿到教师和学生这些教育的最基层细胞中去,改革很难说取得成功。所以,怎么让课堂充分关注我们的每个孩子、每个学生,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另外,社会参与教育改革发展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激发,教育国际化、信息化对教育改革的推动力也还不足。针对这些问题都要进行针对性的改革。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觉得比较难的问题。

 

第三个难题还是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希望借助媒体一起向社会呼吁。教育的很多问题由来已久,根子还是在历史文化、社会心态等方面。比如,我们根深蒂固的应试文化。上海作为高考改革试点,一定要清楚这种文化根源下进行素质教育,让大家多元选择,发挥自己的特长一定会遇到困难。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种社会环境、历史文化根源,社会形态具有很强的惯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另一方面,教育对个人家庭的切身利益影响实在太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对下一代的教育培养最重要,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很难振臂一挥就能取得广泛共识和积极响应,必须要做很多深入细致的引导说明。

 

改革难啃的硬骨头也是这次改革重中之重的事情。譬如说高等教育现在两个问题最严重,一个是定位不清晰,一味想成为研究型综合性大学的惯性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中国现在每年7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并不是量太大,而是结构性的问题,“岗位等人”和“人等岗位”的现象都存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人才结构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本科生教育教学。现在我们教育经费的保障比过去要好多了,一定要把这个有利条件用好。世界高水平本科教育里学校和老师都是高度关注每一位学生,希望我们的本科教育也能够尽快做好这一点。因此,上海从2014年开始,启动实施市属高校教师教学激励计划,做出了三项制度安排:一是刚留校的青年教师不能直接上讲坛,要先担任2-3年助教,积累一定经验后才能独立开课;二是所有教授必须为本科生授课,而且要上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并且以此作为教授任职的基本条件,不上讲坛不能当教授。三是想方设法增进师生之间的交流,这是教师把心放在教学上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当前的软肋。我们既要激发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又要用制度构建来加以保障,并在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中固化下来。

 

基础教育最难啃的硬骨头就是减负增效。我们参加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教师教学国际调查(TALIS)项目以后,找到了自己长处,比如基础扎实,教育投入大,有相当的科学性,中国教师很敬业,花在教育教学、学生身上的时间,远远超过西方国家的教师等,这些西方教育家也认同,也是党和国家的大愿景。

 

但同时,通过跟国际比较,我们也找到自己的差距。比如,如何激发发散性和创造性思维,保护个性方面,我们是有差距的,而且这个差距还不小。因此,基础教育改革要减轻负担,增强效率。减轻负担不是简单化削减,而是合理优化。例如2013年起,上海就开始实施零起点教学,幼儿园超跑,根子在小学。小学阶段,实行等第制评价,是能力、素质评价而不是分数评价,关注学习过程与个性特长,为创新素养培养留出空间。如果把每个孩子都放一个篮子里怎么会有创新?

 

因此,评价可以精细化,比如学生的兴趣主要在哪些方面?能力主要在哪些方面?我们用雷达图的方式体现出来,这也是减负增效的基础。

 

同时,减负增效也是考虑到人的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如何因材施教、如何做好分类指导难度很大,我们每年都请第三方进行测试并向社会公布结果,情况逐年好转。这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希望小学能够从零开始教起,真正按照课程标准来实施教学和评价,尽可能保护好孩子们的天性。

 

最后一个要攻克的难点就是升学的指挥棒和高考改革,这也是串联教育体系的杠杆。

 

上海积极地参与国家的高考改革,我们觉得高考改革上接高等教育,下接基础教育,可以撬动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倒逼高校想清楚到底招什么样的学生,对基础教育就更是有力的指挥棒。

 

可见,高考改革和中考改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挥棒,是难啃的硬骨头。升学,一定要首先体现它的功能性,因此上海的高考改革方案坚持的价值导向就是,公平与科学,首先服务公平,同时要考虑科学。科学性就体现在如何能够既有利于选拔高等教育的人才,又有利于基础教育的教学,向着素质教育的方向去指挥它,让每个孩子既要打基础,又能够保护他的个性,让他有多样化的选择。

 

上海高考最根本的改革,就是把依据一个总分录取变成“两依据一参考”。改革前的高考不仅仅只看分数,而且只看总分,所以“两依据一参考”一撬动,高中的教育教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为什么政府要抓规划、投入和评价?

 

记者:为什么市级政府要抓规划、投入和评价?为什么以这三件事作为重点突破口?相比综合改革之前,我们政府在教育当中扮演什么角色?怎么提升治理能力?

 

翁铁慧:规划、投入、评价是政府部门在教育治理上最应该做也是最重要的三件事。其中,规划是导向,是基础前提。没有规划,教育资源配置就容易拍脑袋。投入和评价是“杠杆”。投入实际就是一种核心的资源配置,而评价则是去评规划落实、资源配置是否合理以保办学质量。除了教育内部的质量控制和评价,我们还要形成一个系统的、立体的评价体系,比如说第三方的评价购买服务。因此,上海以这三件事为重点突破口,在这三件事上做“学问”。政府应该管必须要管的事,教育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毫不动摇,这也是社会主义教育的特质。

 

另外,在行政管理过程当中,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需要理清楚的。一是规划是基础、是前提。如果没有规划,教育资源配置就变成踩着西瓜皮,踩到哪里是哪里。教育资源配置,依据的就是规划。因此,我们这届政府一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制定规划。今天的进步,就是按照常住人口规划,上海常住人口中近一千万是非户籍人口,一千五百万左右是户籍人口。现在基础教育的规划已经按照常住人口来进行规划了。

 

但是,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没有规划,这就是刚刚前面讲的,人才结构不清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要和人才结构匹配。

 

从2013年起,上海做了三个规划,一个是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规划,一个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规划,还有一个是高校学科布局规划。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或者短期地看应该合并什么学校甚至专业,而是要对2020年乃至2030年整个上海的人口变化、经济发展的行业产业需求进行摸底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去建模。为了使布局科学可行,上海花了一年半时间来积累数据,在国家提出的十三大门类基础上,归并形成了上海高校的六大学科门类,并测算了每个门类的培养层次和学生规模。

 

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心血去完成一项前提性、基础性工作,花两年时间对高等教育进行市场需求的分析,就是为了形成上海高等教育2020到2030两个节点的目标。我们是把国务院的行业标准拿来,按照行业分类进行人才需求的分析。对标人才结构和专业大类、小类,把高端、中端、低端布局结构弄清楚,这是一个政府应该做的,这也是上海开创性的做法。

 

我们的规划不仅是讲布局和需求,也包含管理机制。比如说我们把高等教育进行了二维分类、形成十二宫格,目的就是引导高校准确定位,从“一列纵队”向“多列纵队”转变。

 

另一方面,规划为投入和评价提供依据。不同类型的学校,投入多少合适?如果政府手里有层次、规模以及生均成本数据,大数据就出来了。可见,规划、投入、评价其实是一体的。最近我们在测算高等教育十三大学科门类生均培养成本。所以,政府不做规划就是失职,做完了就要按照规划走,要很清楚哪个方向高端,哪些要减掉,哪些要维持,哪些要大力发展,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规划来匹配资源。这也是我们治理能力的提升体现的地方。政府花将近半届的时间,做这个事情是值得的,再难也值得。

 

如果说规划是依据和前提,那么资源配置就是政府的核心工作,是政府管理教育的杠杆和机制性的制度安排。通过资源配置,政府可以清楚地向学校传达哪些是重点。最后,评价就是一种导向。虽然看似是一种结果的评价,但是更是一种导向。政府要评的是规划有没有落实、资源配置是否科学,进而保障教育的质量。可见,规划、投入、评价其实是一体的。


 

上海投入机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什么?

 

记者:投入机制改革是上海教育综合改革一个亮点。上海市如何保证教育投入?已投入经费是多少?今后的力度有多大?

 

翁铁慧:上海投入机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可以用“三个转变”“三个打通”和“三个机制”来概括:

 

“三个转变”就是从以专项投入为主向经常性投入为主转变、从分散投入为主向学校整体投入为主转变、从以硬件投入为主向以软件投入为主转变。

 

“三个打通”,即打通生均公用经费与经常性专项经费、打通“十大工程”专项经费与地方高等教育内涵建设相关的经费、打通用于教师队伍建设的经费。

 

“三个机制”,即建立以基本办学经费和内涵建设经费为主的经常性经费投入机制,建立以教育改革发展重大项目为导向的市级统筹投入机制,健全以教育项目支出效益为目标的综合监督评估机制。

 

在投入结构上,从专项投入为主改为经常性投入为主、分散投入变为学校整体投入、从硬件建设转向软件投入。同时,市委、市政府明确,财政教育经费使用,重点保障既定的教育综合改革任务,新增教育经费重点投向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这就为教育综合改革重点任务的推进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保障。

 

那么关键是什么呢?以投入机制为核心资源配置的改革,主要还是给基层放权,给学校自主权。比如,2013年上海高等教育经常性经费占29%,专项经费71%,而到了2014年经常性经费达到60%,2015年经常性经费基本达到70%。这可以说是一场自我革命,既给学校自主权,又能够用30%的专项经费集中力量办大事,与建设一流学科、高峰高原学科和上海建设“科创中心”匹配,这是竞争性的、根本性的改革。


 

教育综改如何与其他领域改革联动?

 

记者:在上海试点中,教育综合改革和其他领域改革如何联动,比如人事制度、财政制度改革?其中有何有益的尝试、探索?

 

翁铁慧:在上海试点当中,教育综合改革和其他领域改革的联动是非常重要的。

 

人事制度方面,上海把研究建立具有行业特点的教师薪酬标准体系作为重点,对此,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教师收入问题,深入研究行业比较、国际比较等方面因素,加快研究制定具有行业特点的教师薪酬标准体系。既有义务教育法的和有关国家的文件的规定,也要参照公务员标准。今年,我们以义务教育教师薪酬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在本市事业单位按行业分类调控工资总量的制度框架内,研究制定符合义务教育特点和教师岗位属性的薪酬制度。

 

教师薪酬标准体系改革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教师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难得良机。因此,我们本次改革绝不是人均普加工资,而是以增量改革撬动存量优化、以外部政策激发内生动力,着力构建体现教育综合改革导向、注重优绩优酬的体制机制,绝不搞“大锅饭”“平均分”。

 

在财政制度方面,上海主要做了两件事情:

 

一方面,改善投入结构,增加用于软件投入,特别是将更多经费用在“人”身上,就是把行业特点薪酬标准体系放到重要的位置来匹配和支撑教育综合改革,教育的内涵也由此得到了保障。

 

比如,我们制订了扩大教育费附加使用范围与用途管理办法,允许教育费附加用于基础教育内涵发展特别是教师队伍建设上。上海基础教育硬件水平已位居全国前列,对基础教育投入已从硬件投入全面转入软件投入,尤其是教师队伍建设,原来规定的“教育费附加用于改善中小学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使用限定,明显不适应基础教育内涵发展实际,并直接导致教育经费结构不合理,在区县层面大量积压,严重限制使用效益。

 

再如,我们在“高峰”“高原”学科建设中,把经费更多地用于引进与培养高端人才和团队,费用总量占比达50%(18亿元)。

 

另一方面,严格监管。高等教育的自主权放大了,同时我们要加强监管,不能说放权了以后就放任自流,对此上海重在制度建设。

 

比如,随着近年来上海高校经常性经费投入比例增大,如果不加以严格监管,财务风险不小,为此,我们以探索实施市属公办高校总会计师制度等形式加强高校财经管理有效内控机制建设。在这个制度下,总会计师是不列入高校编制,由教委直接委派,并定期轮岗,目的就是要求学校加强日常管理、联签制度、工作报告制度以及风险内控管理制度等制度规范,加强高校财经管理有效内控机制建设,保障经费使用安全、提升使用绩效。


 

如何对教育综合改革提供保障和支持?

 

记者:上海市如何对教育综合改革提供保障和支持,在体制机制方面有什么创新?

 

翁铁慧:上海教育综合改革得到了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住建部等国家部委的有力支持,教育部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所在,更是对上海给予大力指导和支持,并和上海市于2014年签署了为期7年的战略合作协议,支撑和保障上海教育综合改革先行先试。同时,确定了部市年度战略会商机制,由教育部部长和上海市市长共同召开会议,商定每年的共建重点,并由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印发实施。对于需要国家层面给予先行先试政策支持的事项,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一授权两报备”的机制支持上海开展改革。

 

在市级层面上,构建形成了坚强有力的教育的这个统筹机制。现在是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亲自抓教育。上海市委、市政府在原市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基础上,成立了市教育综合改革领导小组,负责组织落实中央重大教育改革举措,审议决策本市教育领域重要制度、重大事项、重点项目,统筹部署全市全局性、长远性、跨区县跨部门的重大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副书记和分管副市长担任双组长,组成部门包括与教育相关的全市32个委办局,形成了共同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整体合力。可以说,市委分管副书记,对教育非常关注,很多重大部署都会深入询问。每个季度我们都要召开1-2次平台会,市委、市政府给我们的权力是平台会出的会议纪要,就等同于这个市政府发的文件,大家都要执行。此外,经市教育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会议纪要)审议通过,每年都印发“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年度工作要点”,作为指导各部门协同落实年度教育综合改革任务的依据。

 

督导评估上,我们着力完善教育督导体制,做了三件事情。一是颁布施行《上海市教育督导条例》。明确了“督政、督学、评估监测”三位一体的教育督导职责,将督导范围横向拓展至教育系统以外的其他政府部门。二是完善教育督导机构职能定位,将教育督导范围覆盖至所有学段,即从学前教育延伸至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三是优化教育督导机构、人员编制设置。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由市教委主任兼任,增设1名副局级总督学,担任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常务副主任。这样,我们把国务院的评估条例在上海真正落到实处,政府将来实施评估、评价的结构也清晰了。 决策咨询上,我们也有些好的做法,譬如我们建成了“1+3”的教育综合改革的专家咨询机制。

 

——“1”就是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专家咨询委员会,我们邀请了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同志担任委员会主任,成员包括全国各领域的50名知名专家学者,定期为上海教育综合改革会诊把脉;

 

——“3”就是针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高等教育投入改革、考试命题和评价改革这3个专业性特别强、改革推进特别难、特别需要开展决策咨询的领域,分别单独成立上海市基础教育课程专家咨询委员会、上海市高等教育投入评估咨询委员会和上海市教育考试命题和评价委员会“3个”专项委员会。通过一年多的运行,应该说,“1+3”决策咨询机制,在上海教育综合改革的决策、执行和评估反馈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取得了很多的实效。


 

怎么看待上海教育改革溢出效应?

 

记者:上海教育已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比如上海中小学生两次PISA测试第一,数学老师赴英国传授经验等,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溢出效应?

 

翁铁慧:上海教育得到国际上关注,很大程度是由于上海两次参加PISA测试得到第一。事实上,当初我们决定参加PISA测试主要出于促进自身发展的需要。

 

一方面,参加PISA测试是为了更好地在国际教育中找准自己的方位,希望通过用国际标准来看上海基础教育的状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找准不足。可以归纳为两句话: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夜郎自大。

 

通过两次参加PISA测试,特别是通过对相关测试结果的深入分析,我们觉得对包括上海教育在内的中国教育应该要有自信,特别是在教育均衡、知识应用方面,我们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要发挥自己的长处,毫不犹豫地溢出,总结中国教育的学派。就像总书记讲的,要讲好中国故事。英国教育大臣来上海“取经”时告诉我们,他研究过当前全世界的教材,上海的数学教材和数学的教育方法特别好,决定虚心向我们学习,这已经充分肯定我们在这方面的地位和优势。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看到自己的软肋和不足,不能夜郎自大。对此,我们发现,学生学业负担较重和创新能力培养不足是较为突出的问题,也需要向国外学习这方面经验。所以,我们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中提出了减负增效的思路,目的是通过减轻不必要的学业负担为学生创新思维培养、个性保护留出空间,当然,这需要循序渐进。


 

怎么评价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进展?

 

记者:您怎么评价上海市这两年在教育综合改革方面的进展?未来的难点重点是什么?

 

翁铁慧:可以说上海教育综合改革自2013年全面启动以来迈出了扎实的步伐。在教育综合改革启动伊始,就对综改方案涉及的10个方面、52条改革进行逐一细化,共分解了214项重点任务,并分别明确了时间表、路线图。而且,我们在推进每项改革任务前,都要进行大量理论和实证论证,防止拍脑袋,避免想当然。现在各个区县、各个高校都形成了教育综合改革方案,应该说在扎实推进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改革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事,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

 

二是关于未来的难点、重点,对于教育改革发展总体而言,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公平和优质是价值追求。确保每个孩子“有学上”是最为底线的公平,上海在“十二五”期间就以常住人口为基数进行了基础教育学校布局,并以各区县为主体进行实施,对此问题我们已经完全解决。因此,我们目前着力追求的是更高水平的公平,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好学”的教育公平,是关注每个孩子个性需求的公平。我们的目标是,不管每个孩子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学习基础、学习习惯差异如何,无论他们走进哪所学校学习,我们的教育都能够促进他们丰富内心世界、养成良好习惯、提升学习能力,都能够让他们充满自信地走出学校,这就是我们对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理想模式。

 

第二是面向国际化和现代化既是手段,更是追求。教育国际化是我们优势,我们要紧密对标国际先进,与国际对话,把国际化、信息化的手段运用到教育、教学中。比如,世界先进的基础教育已经把前沿的科学成果,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贯穿到基础教材里面去,就启发学生进行发散性的思维,跟踪最前沿的科学发现。在这样现代化、国际化的方面我们还有一定差距,但这是我们的追求,未来也一定会变成我们的结果。我们已启动研制教育现代化内涵及标准体系,努力研究形成各级各类教育分学段教育现代化内涵及软硬件标准体系,以此引领树立正确教育理念、明确政府教育治理要求,并进一步对标要求、找准现有不足和今后工作重点。

 

教育的根本是要为每一个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这是教育本原所在。所有的教育改革都要促进每一个学生更加健康、更加愉快、更有收获、更有成长,让他们充分打好基础、发展个性,走向社会后更能够具有创造、发展的底蕴。遵循教育规律,符合学生成长成才规律,这应当是教育不懈追求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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