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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W.Apple:市场、标准与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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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目前, 许多国家在教育领域所进行的改革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 一方面, 新自由主义者强调“ 市场价值” — 私有化、去中心化; 另一方面, 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央要加强其对重点课程的内容和评价标准的控制。对前一种观点来说, 只有削弱政府的力量, 教育才会有充分的发展空间; 而对后一种观点来说, 政府需要在课程内容和评价标准方面加大控制, 以便学校能够教授给学生正确的知识, 使他们遵守正确的道德规范,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然而, 国家却在该放权的地方没有放权,在该收权的地方也没有收权。结果, 学校在某些方面受国家控制过重, 而在课程内容方面却没有达到预期的中央化。加之, 由于新管理主义者的“ 业绩” 理论对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大( 该理论强调要不断证明你做得“ 不错”), 新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的主张和做法实际是再造了旧的不平等, 同时又创造了新的不平等。


我要讨论的是, 教育领域正在受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以及管理主义这三股联合力量的影响。许多国家所进行的教育改革都有一个共同点: 一方面强调竞争和“ 选择” , 另一方面强调对“ 真” 知识的保护和重建, 而所有这一切都要在管理主义所倡导的绩效责任的框框内展开。这种力量结合就是我所说的保守现代化。



这一切导致了保守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素的产生。这个基本要素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主张— 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可以将学校打造得更好。正如罗杰· 达尔所提醒我们的, “ 市场”只是一个比喻说法, 并非一个明显的行动指导。它不是一个外延词汇, 而是具有一定的内涵。因此, 它本身必须是“ 通过交易” 呈现给那些即将在其中生存并逐渐适应其效应的人们。市场也被上市出售, 并被具有非政治化性质的策略赋予合法性。据说这种市场是天然的, 而且是中性的, 并且受成就和价值的管制。另外, 人们还认为市场不太依赖于政治的干涉和官僚政治的一些繁文缚节的负累。而且, 市场还以个人的理性选择为基础。


因此, 市场和成就与价值回报的保证相结合生产出了“ 中性” 而又积极的结果。因此, 必须合理设置各种体现商业效率和效力的机制。为取得明显功效而有机结合市场和机制是目前已经出现的趋势, 但是否有效还有待讨论。


因此, 不能因看到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表面价值就接受这些主张, 我们还应该看到其隐性效应,这些效应往往隐藏在其支持者的言辞说教和一些比喻用词中。考虑到本文篇幅, 我准备只就几个本该受到重视但却少人问津而目前又己显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


这里值得提一提英国人在这方面的经验。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理论的倡导者丘伯和默尔等人十分推崇这种经验,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所分析的种种趋势在该经验中的发展最快。在英国, 19 9 3年的教育法记录了政府对市场的支持。地方教育机构的管理实体每年采取的是委托管理, 以便正式“ 考虑进人市场”( 即不再受地方学校系统的控制, 而是进入市场竞争)。因此, 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所面临的压力背后, 国家的影响占一定的比重。然而, 这并没有引起课程方面的共鸣, 导致课程的多样化, 相反, 竞争式的市场创造出了更多与今日所墨守的传统模式不相同的东西来。而且, 它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学校教育中一直存在的关系不平等。


“ 在实际情况下” 对市场化的改革效用所做的大量研究中, 鲍尔和他的同事分析了我们在这里为何要十分谨慎的几个原因。正如他们所证明的, 在这些情况下, 人们常常会放弃了教育的原则与价值, 结果商业性的炒作开始在课程设计和资源分配中受到重视。例如, 在英国, 市场与人们对诸如“ 联式排名” 之类的成绩指标的需求及其公开相结合, 意味着学校越来越急于寻觅合适的方式去吸引那些子女实力“ 很强”而自己“ 动机很强” 的父母。这样一来, 学校就可以加强自己在地方竞争体制中的相对位置。这也说明学校在治校重点上有了一个细微且关键的转变: 从强调学生需要到强调学生成绩, 从强调学校应为学生做些什么, 到强调学生应为学校做些什么。伴随这个转变发生的还有一个转变: 资源配置开始远离有特殊需要或学习困难的学生, 转而投到市场和公共关系中。在学校看来, 培养“ 有特殊需要的” 学生不仅成本昂贵, 而且还在所有重要的联式排名中影响学校的成绩排名。


以上转变不仅给学校维持公共印象造成困难, 也使学校很难吸引到“ 最优秀的” 且极富学术天才的教师。但是, 不管怎样, 整个的计划确实建立了一种新的尺度和一套以不断努力赢得市场竞争游戏为基础的新的目标。不论从其对学校日常生活的作用角度来看, 还是从这一切标志着一个优等社会和一位有责任感的公民的转变来看, 这一切都很重要。我准备就此做出一个总体的评价。


早些时候, 我曾经指出, 在所有教育提案的背后, 都隐含着对公平社会和优秀学生的各种看法。我一直在讨论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建构了这一切。虽然新自由主义的定义很大程度上以古典自由主义的中心为原则, 尤其以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为基础, 但在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仍明显存在许多区别, 这些区别对于了解教育政治学和教育目前所经历的转变方面是十分必需的。马克· 奥尔森清楚而详细地叙述了这些区别。这里有必要转引。


古典自由主义展现了一个消极的国家权力概念, 在此概念中个体被当作需要从国家的干涉中解放出来的救助对象, 而新自由主义则展现了一个积极的国家概念。在这个概念中, 国家的作用是通过提供必要的条件、法律和机构去创造合适的市场。在古典自由主义中, 个体被刻画成具有独立人格且拥有自由这样一个形象。而在新自由主义中, 国家试图创造有魄力且具有竟争力的企业家。在古典模式中, 国家的理论目标是限制和缩小其以以下公设为基础的角色地位。这些公设包括: 普遍利己主义( 自私的个体)、宣扬个体的利益也是整个国家的利益的无形之手理论和政治自由放任主义最大化。在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中, 增加了一个更深层的因素, 因为这样一个转变牵涉了主体的位置从“ 经济人’ ,— 那种行为超越自私而又远离国家的人到“ 可以操纵的人” 一一那种由国家创造, “ 永远响应” 国家政策的人。被“ 新自由主义” 的新理念取代的不是自私主体这个概念, 而是在福利共享的年代里, 有必要对可能出现的好逸恶劳现象采取警惕的态度, 并采取新的监督和“ 业绩评价” 机制和新的控制形式。在这种模式中, 国家已经负起责任保证使我们所有人的工作做好。… … 在“ 似乎是没有管制的管制中” , 国家保证每个人都为我们大家创下了一个“ 持续的产业” 。


中产阶级无疑是这种文化配置中最有优势的群体, 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学校挑选的对象。一般来说, 在利用教育中的市场机制和在利用自己的社会、经济及文化资本对这些市场机制施压方面, 中产阶级的技巧十分娴熟。中产阶级更有可能得到相关的知识、技能和机会去破解和操纵越来越复杂的选择权体制及补充机制。管制解除得越多, 非正规的程序越有可能派上用场, 从整体上讲, 中产阶级也越能够在这个体制内随意安排他们的子女。阶级与种族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交叉、互相影响, 意味着不同的种族以及不同的阶级将( 很自然地) 得到不同的结果。经济与社会资本可以以多种方式转换成文化资本。在市场化的计划中, 许多有钱的父母常常有许多空余的时间, 可以去走访许多学校。他们也有能力提供一些诸如露营和课后活动( 舞蹈、音乐、计算机课等) 可以给学生带来“ 轻松” 的隐性文化资源。其先前所拥有的大量的社会与文化资本— 他们所结识的人物、他们与教育界的官员之间的“ 随意” 社交一一是看不见但却威力巨大的资源库。因此, 越有钱的父母越有可能拥有非正规的知识与技能, 从而能够解读和利用市场化的形式, 并从中获益。这种所谓的“ 自信” 是那种看不见的资本。这种资本通过各种非正规的文化规则去充实他们的能力, 使他们能够就市场化形式进行交涉, 并达成协议, 使该系统得以运行。


但是, 学校及其行动者所具有的以历史为基础的习惯与父母经济条件充裕的学生的习惯之间相互匹配, 加之与有钱父母的物质资源相结合, 通常就会成功地将经济与社会资本转化成文化资本。而这就是英国所发生的事情。



以上有关学校内部情况和更大范围内权力关系的论点得到了近期有关市场化模式之整体效应方面的综合分析的支持。该分析主要研究了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政策之间紧张而又有效的结合方式所产生的效果。通过比较美国、英格兰和威尔士、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许多国家所发生的情况, 国际上的发展趋势得到了考察。考察结果证实了我的观点。下面我准备简要陈述一下这项研究的几点最重要也最令人感到困扰的发现。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学校改革是否“ 成功” , 最常用的测量标准竟是学校在再普通不过的标准化测试中的成绩。这当然不行。我们常常需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改革既适合于学校整体又适合于每一个参与者— 教师、学生、管理者、社区居民、社会活动家等? 这里举一些事例以作说明。当市场化的“ 自制性” 的学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许多国家的时候, 学校负责人的角色有了根本的转变。更多的时间和能量被用于维护和加强“ 好学校” 的公共形象上, 而用在教育与课程材料上的时间与能量反而少了。同时, 教师们所经历的不是自主权的增多和专业精神的提升, 而是紧张心理的增强。而且, 奇怪的是, 就如上文所提到的, 学校之间开始变得更为相似, 更坚持标准而又传统的讲座式的教学方法和标准的传统( 时常是单一文化) 课程。但是, 仅仅把注意力瞄向测试分数会使我们错过一些意义确实很深远的转变。


这些结果之所以会产生, 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 在太多的国家中, 起作用的不仅是新自由主义的准市场理论, 通常还有新保守主义通过国家课程、国家标准以及国家评价系统等方式, 对改革的内容与行动所进行的干预和约束。这二者的结合在历史上是一个偶然。也就是说, 这二者不一定非得要结合在一起。但是, 新自由主义自身的诸种特征却有可能使自己的弱政府式市场自由观与新保守主义的强政府式、对知识、、价值等都要进行干预的观点相结合。


这部分是因为“ 可估价型政府” 之权力日益增长的缘故, 而这就意味着会出现矛盾。政府在将权力转移给有市场竞争力的个体和自治机构的同时, 仍要在关键的地方保持其强有力的作风。在古典自由主义及其对市场中“ 有进取心的个体” 的信任和新自由主义当今的主张之间, 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 后者笃信管理型政府。新自由主义的确要求, 要时常证明一个人实际上是在创造他自己的公司。因此, 在这种条件下, 不仅教育开始像面包和汽车一样, 成为可供交换的商品, 商业性的价值观、生产程序或与此相关的各种说法也开始在其中占有席位。而且, 其结果也会简化成标准化的“ 成绩指标” 。这种环境很适宜完成这样的任务— 新自由主义提供机制, 使之确定应对何种知识、价值及行为进行标准化处理, 进而通过官方确认后界定为“ 合法的” 。


本质上讲, 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 政府将其一直承诺定会减少但仍明显存在的机会与结果不平等的责任转嫁到学校、家长以及儿童个人身上。当然, 这也是更大场景的一部分。在这个大场景中, 经济主导群体将那些由于自己的决策带有误导性质, 最后造成大量的不平等现象的责任转嫁到政府头上。而政府就在合法性方面真的面临一场危机。谈到这里, 我们就不会奇怪, 政府会将这场危机转嫁到国外。这一点在我19 9 5年所著的《教育与权力》一书中有详细论述, 这里不再赘述。


当然, 政府不仅已被等级化了, 而且也已被性别化和种族化。这一观点在辉蒂、帕沃尔和赫尔皮恩的论述中可以见到。他们指出了学校管理思路中的性别化本质, 而理由是, “ 男性化” 的商业模式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虽然这些主张有可能只会是一些简短扼要的争论, 而没有被付诸实践的机会, 但却意味深长。他们的研究确实与教育界内外的其他学者的研究有相符之处。后者意识到,公有、私有的界定, 最有价值的知识的界定, 对如何看待和运转各种机构的思考等等这些行动都被这个社会的性别化本质所牵涉。这些大场景有着很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 例如促成新自由主义和将要形成的新保守主义之间的合并, 导致理论、政策以及管理方面会谈性质的男性化。同时, 它也使人们很难从多角度去改变常识。


学校内的其他更贴近的结果同样令人很惊讶。例如, 尽管在这些原则上已经失去中心化了的学校中, 校长们似乎拥有了更多的地方权力, 但由于新保守主义政策的融人, 校长们很快被置入这样一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他们不得不在所受控制减少的情况下按照由中央制定的课程去证明自己的业绩。而由于上面所提到的紧张心理, 校长们与教师们承担了大量的且更加繁重的工作负担以及逐级递增的责任, 要参加无休止的例会, 还要在很多情况下忍受情感上与物质上的资源匾乏。


与英格兰的研究情况相同, 几乎所有经过调查的国家, 其市场化的教育模式都不鼓励课程、教学、组织、学生甚至是形式上的多样性。相反, 它常常贬低多样化, 而提升主导模式的权利。不仅如此, 它还常常加剧以种族和阶级为基础的人学机会与学业结果方面的差异性。


回归“ 传统” 也会引发很多问题。首先, 它剥夺了那些更具批判性的教学与学习模式的合法性。学校回到传统, 而传统的教学却不是批判性的教学。这一点是我们在考虑学校进行文化斗争和开展批判式教学时要意识到的。回归不仅再次在学校中引出再分层的概念, 也增加了重返阶级分层的可能性。学校开始更加重视培养“ 天才”儿童和开设“ 快” 班, 而那些在学业上表现不突出的儿童也因此少了许多“ 引人注目之处” 。在英格兰, 这方面最突出的一个表现, 就是被排除在校外的学生的比率之高令人睦目。这多是由于片面迫求高分率的结果, 而且, 在市场化的状况下, 这种情况将尤为突出。因为, 在这种状况下“ 主要的驱动力来自于商业而非教育” 。



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用了很大篇幅讨论英格兰的情况。然而, 一如我在导言中所提到的, 这种情况在全球范围内都有。英格兰人的逻辑已经迅速传播到许多国家, 而结果是逐渐反映出我刚刚讨论的东西。新西兰的情况比较典型, 尤其因为这个国家是个多种族国家, 而且又有着长久的种族关系紧张和种族不平等的历史。进一步来说,该国的新政策的步伐比其他任何地方走得都快。本质上看, 新西兰已经成了我所研究的许多政策的实验室。在大部分以皮埃尔· 布迪厄的理论为基础的研究中, 劳德和休斯认为, 教育市场似乎会导致教育标准的全部下降。似是而非的是, 它们对学生大部分为工人阶级和少数民族的学校的成绩有着消极而非积极的影响。实质上, 它们将面向弱势儿童的机会转卖给了优势儿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主张, 与新保守主义对“ 更强硬的标准” 的强调的结合生成了更危险的环境。他们的分析证实了鲍尔、菲尔和布朗以及其他人的理论与经验分析。后者认为教育市场不仅在减少国家与公共控制范围方面与资本相呼应, 还是中产阶级努力的一部分。中产阶级认为其子女正在处于一个不安全的状态中, 因此要改变教育中的竞争原则。


新西兰的结果不仅反映了其他地方的情况,也说明一个人的实践越追随市场化原则的行动逻辑, 情况就会越糟糕。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通过其知识与物质资源得到市场所赋予的特权。这是一些最有可能做出各种选择的家庭。而且,去公立学校就读的大多是工人阶级、贫困家庭或有色人种的子女, 因为他们只能够来这里就读;而在私立学校就读的, 则大多是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的子女。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 以上情况形成了恶性循环: 学生多来自贫困家庭和学生多为有色人种的学校再次沦为弱势学校, 而学生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及白人高层的学校则能够不受市场竞争的影响。结果, “ 白种人的飞跃” 巩固了那些因经济力量强大而获得优势的学校的相对地位; 为“ 其他人” 的教育的分化开始更加严重, 继续呈螺旋态式下降。


但是, 在这一点上, 我们也不要忽略历史的特殊性。社会运动、现存的意识形态形式以及市民社会和政府中的各种机构可能会做出一些努力,以抵销这些逻辑。在某些情况下, 在那些拥有悠久的社会民主政策历史和强烈的集体自由观的国家中, 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强调已经明显得到调和。因此, 一如彼得· 艾森所指出的, 在娜威和瑞典, 教育中私有化动力所需要面对的集体忠贞感多于在美国、英格兰和新西兰。但是, 这些忠贞或坚持有一部分是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而且, 当种族的因素插进来后, 这些集体忠贞感开始被逐渐削弱。结果, 每个人都一样的感觉和因此而产生的近似于集体感的感觉受到了壮大了的非洲、亚洲和中东移民的挑战。假定, 娜威人或瑞典人受到那些要求公民权地位的有色人种的干扰, 人们就会对市场化形式产生同情。由此, 情况就可能会是这样: 向以市场为定位的政策提供支持的集体感, 以一个尚未得到公认的种族契约为基础。该契约巩固了一个国家的“ 臆想出来的团体” 的意识形态基础。而这可能也对新保守主义政策有一定的支持, 不是因为新自由主义“ 永远都会做出回应” , 而是因为, 这种支持是一种文化复归形式, 是要重建那种“ 我们是一个整体”的臆想出来的过去。由此, 任何关于当今保守现代化力量之作用的分析都要了解这样一个事实:不仅这样的运动处于不断运动之中, 而且我们也需要再一次记住这些运动有着相互交叉、相互矛盾的变迁史。这种变迁史不仅有阶级方面的变迁也有种族和性别方面的变迁。


我所使用的数据大多数都是来自美国之外的学校, 尽管这些数据应该可以使我们在我们的道路上停下来, 仔细思考是否还要依据类似的政策前进, 然而美国人仍然是讨论的中心人物。例如,美国和英格兰的特许公立学校及其同等学校受到了严格的监督。在这两个国家中, 这些学校倾向于吸引那些在有相对特权的社区里工作和生活的父母们。这样一来, 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任何新机会都会被优势群体所占有, 而那些由丘伯和默里所界定的“ 失败者” 却什么也得不到。


本批判研究暗示, 学校有效性研究的倡导者与“ 新自由主义” 改革的坚持者之间, 隐隐地存在着相似之处。这二者都往往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与其组织特点或那些在人看来可以保证其有效性的一些其他特征相比, 贫困、政治、经济权利等这些学校的外部特征更能说明学校间在业绩方面的差异。现在, 总结论已经很清晰了。“( 在) 当今这种环境之下, 选择权既有可能加大等级化, 也有可能会改善教育机会与学校的整体素质。” 有人笃信,在已经出台的“ 选择权” 规划中, 我们所看到的是后现代主义对差异性的赞扬。对此, 辉蒂、帕沃尔和赫尔皮恩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他们指出有这样一种经验主义的迹象: 对父母择校权和学校自主权的强调, 不但没有使弱者从中受益, 相反, 这是在将那些在市场中最失利的人们置于更加不利的境地。与那些从最底层的学校中逃离出来的少数个体相反, 对于社会地位最低下的群体来说, 新的组织似乎仅仅是将不同种类的学校之间和这些学校的入学者之间的传统区别做了再加工而已。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去同意赫尼格那确有见地的观点: 当今教育改革运动颇具讽刺性, 也令人伤感。在他看来, 原本考虑用激进变革去反映社会问题的思想冲动是好的, 但现在由于过度认同那些已经植根于市场论中有关择校权的提议, 这些思想便发生了变异, 变成了破坏集体商议和集体回应这一议事作风的排头兵。


这并不是要排除学校改革的可能性或必要性。但是, 我们需要考虑一下可能性: 所有学校只有通过关注“ 成功” 学校的外源社会经济特征, 而不仅仅是其组织特征, 他们自己才能够成功。通过更多的同酬手段消除贫困, 制定有效而更平等的健康及住房规划, 积极反对至今仍在许多国家以隐性或半公开形式存在的种族排外和种族贬低等此类政见。只有综合考虑这些问题, 才能有真实的进步。而除非批判教育学者的讨论本身就以认同这些现实为基础, 否则他们就有可能落人这样的误区: 总是认为各个学校再不总结成功学校的经验的情况, 就能独立取得同样的成功。


从皮埃尔· 布迪厄对作为当今机动策略的一部分的文化资本的重量级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对这些从实际经验中得到的发现有更深的理解。文化资本重要性的提升以如此方式渗透到所有机构, 以至于出现了从直接再生产阶级特权( 在这里, 权力通过经济财富在每个家庭内部得到传递)到特权生产要接受学校调和的转变。这里, “ 特权的遗留通过教育机构的调节得到实现和改观” , 这不是一种阴谋, 我们在正常情况使用那个概念的方式并不是“ 有意识的” 。特权的形成实际是人们以不同方式积累起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之间长期自发发生联系的结果。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各自奔波的时候, 每个人都要积累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而就如我们在学生和家长择校过程中所看到的, 法律赋予每个人择校的权利, 但对于这种权利的享受程度却要因一个人所拥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不同而不同。对此, 我认为, 特权的形成不是有意识的结果。之所以会形成特权, 是因为人们都想要给自己的孩子最好的(而这种最好的东西则是时时留在他们的脑海里的) ; 但他们的有意识的兴趣并不包括对阶级特权的再生产。


因此, 在没有处在一个不折不扣的决定者位置上的情况下, 布迪厄指出, 阶级习惯有可能会在“ 无意识的情况下” 对其本身的再生产条件进行二次生产。它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 是通过生产一系列相对连贯且比较典型、自然得令人不易察觉的策略。这些策略以那种可以保护和加强一个人的社会权力地位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存在, 实质上是人们理解和作用于世界的方式。


这种权力领域间的习惯联系能够使市场与那种标志中产阶级行动者特点的自我之间达到一种和谐。而这又不断产生不同的影响。且无论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如何宣扬, 这些影响都不会是中性的。更正确一点说, 它们本身是特殊道德的生成品。与那种被称为“ 厚重道德” 的条件不同, 市场以聚合原则为基础。而在前者那里, 一般的利益原则是政策与实践判定的伦理基础。市场是由个体私有财产和选择的总和所构成的, 以确保公民可以处理相互之间的依存与交换问题的个人权力和物权为基础, 市场通过生产以个人竞争主义为基础的等级分化, 提供了一个“ 薄轻道德” 的主要范例。而且, 在这种竞争之中, 赢家与输家的轮廓已经被勾勒出来了。


迄今为止, 在本文中, 我已经指出了在许多国家目前的教育“ 改革” 中所存在的一些比较严重的间题。我利用英格兰人的经历证实了以下两种策略— 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观以及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中产阶级的政府干预建议— 所产生的一些隐性影响。除此之外, 我还描述了教育观及社会观不同的利益方如何围绕教育政策和实践去展开社会权力争夺战的。在描述过程中, 我以大量事实证明了权力圈内的复杂关系以及权力分配的不平衡状况。这种复杂而又不平衡的状况导致了“ 薄轻” 道德而非“ 厚重” 道德的出现, 还导致了与之相伴随的教学和课程的主导形式、意识形态和社会特权的再生产。市场化和管理型政府日渐组合的趋势, 向教学相似性和“ 传统” 学术课程与教学的迈进步伐, 强势群体为实现组合和迈进所发挥的领导能力, 以及共识方面的相关转变— 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如人们希望的那样, 全部停止。相反, 它需要我们坦诚地, 带有自我批判意识地去面对。


(作者简介: 迈克尔· 阿普尔, 美国麦迪逊韦斯康星大学教授。本文为迈克尔· 阿普尔教授为《教育研究》杂志特别撰稿。译者刘丽玲时为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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